2022年的碩士畢業生高儀（化名）已經如愿回到了家鄉所在地，成為一名基層公務員。
“我在確定就業方向的時候很堅定，想回到家鄉。而公務員這份工作，在我看來收入穩定、社會認可度高，是一個特別好的選擇。”高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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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目標明確，但高儀的經歷卻有幾分波折。她最初參加國家公務員考試時，由于筆試成績并不理想，沒有獲得面試機會。然而，就在她開始關注省里的公務員考試時，卻被公務員補錄公告吸引了目光。
“當時公告里雖然沒有我家鄉所在地本地的崗位，但是有下轄地區的崗位，我有幾分心動。”在補錄和參加省考中有所搖擺的高儀，還是選擇了參加補錄面試，最終也順利加入了公務員大軍。
事實上，越來越多如高儀一樣的大學畢業生不再將北上廣深等大城市作為就業首選地，非一線城市，地級市及以下地區、縣城基層崗位正漸漸成了更多畢業生的選擇。
根據麥可思最新發布的報告顯示，本科畢業生的就業重心進一步下沉至地級城市及以下地區，其中二線城市及以下地區就業的比例從2018屆的53%增長至2022屆的57%。與此同時，縣城的體制內單位對畢業生的吸引力明顯增強，2022屆本科畢業生到縣級城市及以下地區就業的比例（25%）較2018屆增幅為25%。
“本科生到二線城市及以下地區就業比例上升是就業市場的正常走向，與經濟大環境、本科畢業生數量、產業布局、各地招商引資、招才引智政策，鼓勵畢業生到基層積累經驗、發揮價值等有直接聯系，對優化二線城市及以下地區人才結構，對經濟可持續發展、促進青年人就業、緩解就業的結構性矛盾有益處，應加以引導和鼓勵。”安徽省勞動學會常務理事汪張明接受《華夏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畢業生就業重心下沉
如今，高儀在工作中更加堅定了自己的選擇。“在基層工作充實又富有挑戰性，對我的工作能力和綜合素質提升有很大幫助。我也將自己的經歷分享給了同學，希望能提供一些參考。”
全聯并購公會信用管理委員會專家安光勇告訴《華夏時報》記者，部分應屆大學生選擇回到家鄉或者選擇離家較近的地方就業可能與個人對家鄉情感的認同、家庭因素以及適應當地環境的考量有關。地級市及以下地區的就業機會相對較多，特別是在基層工作和民生領域，相比之下直轄市或副省級城市的競爭壓力更大。而一些地級市及以下地區也在加大對人才引進和發展的力度，也提供了更好的發展機會和職業晉升空間，足以吸引應屆大學生的就業。
正如安光勇所說，基層政府機關、事業單位招錄規模的擴大，正在促進大學畢業生就業重心的下沉。而縣級城市及以下地區的政府機關及事業單位對畢業生的吸納能力增強，也意味著，到縣級城市及以下地區就業的大學畢業生更多投身到了基層治理和普惠性民生領域。
“基層治理和普惠性民生領域的就業崗位，大多數是公益性、政策性就業崗位，主要是就業質量相對較高的傳統職業，比如基層公務員、衛生醫療工作人員、基礎教育教師。這些崗位由更多大學生補充，必將促進基層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提高基本公共服務質量，改善基層社會環境，優化基層人口結構，提升基層地區集聚力、承載力和吸引力。”中國教科院體制所副所長、研究員張家勇告訴《華夏時報》記者。
一線城市就業的比例下降
除了受到家鄉情感吸引外，新一線城市和許多具有吸引力的二線城市對大學畢業生的吸引力在增強，畢業生在一線城市之外擁有了更多就業選擇。
從就業藍皮書數據來看，近五年應屆本科生在一線城市就業的比例下降，2022屆本科畢業生在一線城市就業的比例（17%）較2018屆（21%）下降了19%，在新一線城市就業的比例持平，而在二線城市及以下地區就業的比例從2018屆的53%增長至2022屆的57%。
與此同時，人口流入一直是衡量城市是否有吸引力的重要標志，在各大城市爭搶畢業生時，外省籍畢業生占比則是體現城市吸引力的重要因素。
目前，雖然在北京、上海就業的本科畢業生仍擁有較高的薪資水平和就業滿意度，但從外省籍畢業生的占比來看，2020—2022屆合并計算的82%、77%相比2017—2019屆的85%、79%，其吸引力正在減弱。
與之相對應的是，在杭州、蘇州就業的外省籍畢業生占比較2017—2019屆增長了8%、11%，且其就業滿意度已超過一線城市深圳、廣州，從就業吸引力及就業質量等方面顯示其對畢業生就業較友好。
對此，張家勇認為，人才市場供求關系變化是大學畢業生就業選擇的基本依據，影響人才市場供求關系的關鍵因素是經濟轉型和產業結構升級，當然也有國家宏觀政策導向、重點戰略布局、國際關系和外交格局變化、高等教育普及化等因素影響。
中國數實融合50人論壇智庫專家洪勇告訴《華夏時報》記者，一方面，一線城市的發展已經相對飽和，市場需求不再像之前那么大；另一方面，二線城市及以下地區的經濟發展迅速，政府對于基礎設施建設、產業扶持等方面在近年來也加大了力度，從而使得這些地區的就業市場更加活躍。此外，房價高漲等問題也促使一部分應屆本科生選擇到二線城市及以下地區就業。
（文章來源：華夏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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