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年，聽播客成為中國社會一股新的流行現象，這也經常被媒體和學界評價為“聽覺文化”的一種“復歸”。在聽覺文化的脈絡里，廣播在某種程度上是播客的前身，不論中外，如今的知名播客的主播常常有廣播從業的經驗，還有的播客直接脫胎于各類調頻廣播節目。時至今日，數字化浪潮席卷媒介領域早已不是一年半載，“廣播已死”的說法，就和“報紙已死”的論調一樣，似乎也已經不是什么稀罕的話題。

不過，質疑的聲音一直存在。就在本月初，英國《新政治家》報的一篇報道指出，盡管視聽流媒體越來越強勢，但如今仍然有接近九成的英國成年人每周收聽傳統的廣播。這個比例接近1999年的統計，《新政治家》稱，當時的數據顯示，有89%的同年齡段人士每周至少收聽一次廣播。

本文就此討論以下話題：英國的地方電臺如何得以“復興”？相較于新興的流媒體，傳統廣播具有哪些難以被替代的優點？媒介的特征如何在新舊形式之間發生有趣的循環？

“陪伴感”：廣播的人格化屬性

“在我看來，廣播媒體的消亡在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多次，但卻沒有一次成為事實”，英國媒介巨頭Bauer的首席內容官本·庫珀說道。

傳統的廣播曾經歷過磁帶、音樂電視、互聯網等多種新媒體的挑戰，但依然沒有消失在大家的視野中。庫珀表示，而它最近的對手可能是和自己極為相近的播客，播客不僅在內容上有著更高的垂度，也更方便圍繞自身主題構建社群，更契合新時代的生活節奏和文化特征，尤其受到“Z世代”的歡迎。

已有許多報道都顯示，疫情期間，播客迅速成為最重要的媒介之一，在溝通情感、建立聯結、獲取信息等各個層面都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Digital Music News的文章中，紐約大學學者拉里·米勒（Lary Miller）表示，傳統廣播行業正被“Z世代”的年輕人拋棄，流媒體平臺成為企業更為青睞的收入來源，汽車制造商也已經開始在儀表盤上邊緣化收音機的設計。

不過，即使面對播客的挑戰，傳統廣播依然頑強堅挺。據英國官方廣播數據機構Rajar的數據，即便在過去十年里，使用車載調頻廣播的比例一直在增加，但僅占所有廣播播出小時的四分之一。即使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60%的傳統廣播用戶都是在家中收聽。

這篇文章指出，傳統廣播電臺的生命力依然有一些難以被撼動的基礎。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媒介的可及性。根據Rajar 的說法，即便在本世紀初曾經歷過一陣收聽率的小幅下降，傳統商業廣播仍然每周能覆蓋超過一半的人口。馬里蘭大學的《響尾蛇報》2019年的一篇文章也指出，在相當大部分的人群中，并未培養起頻繁使用互聯網的習慣。Jacobs Media的采訪調查顯示，只有16% 的受訪者認為老式的AM/FM 收音機最終會被數字媒體平臺所取代。當然，大量的傳統廣播目前也在進行著數字化的轉型，以適應新的媒介渠道。

Medium的文章給出了另外的一些解釋。媒體學者Tiffany Eurich認為，人類通過口頭講述來傳遞信息和情感的古老歷史，使我們對聲音有持久的迷戀和依賴，這使得聲音媒介難以短時間內消亡。此外，在一個視覺信息頻繁轟炸我們的年代，聲音媒介給我們的注意力提供了一種必要的緩沖。音頻傳遞的信息相對于視覺信息更能給予人想象的空間，“當你在‘聽’故事的時候，你可以充分地運用想象力填補那些信息的留白，也可以通過音調、語氣的細微差別去捕捉到很多言外之意”。

不過，這可能只是很表層的原因。就像庫珀在《新政治家》文章的最后強調，在過去的兩年中，廣播帶給人最重要的激勵是建立強烈的陪伴關系。“在疫情的封閉狀態中，人們希望使用的媒介有一種堅實的陪伴感，能讓人感受到自己的生活是被關注和被在意的”。而相對于Spotify流媒體平臺上標準化錄制的節目，傳統廣播的即時陪伴屬性可能更強。這被接受采訪的內容從業者Rebecca Frank稱作廣播的“人格化”屬性——它會讓你感覺到在和一個活生生的人見面。“我們發現，最新的流媒體服務（不論是播客還是視頻），它們都希望能‘復制’廣播所具有的這種人性的元素”。

“講故事”：消滅不了的人類沖動

早在2018年，《紐約客》雜志曾經刊登過評論家Rebecca Mead的一篇有名的長文，講述“播客為何誘人”，這篇文章其實注意到了同樣的問題。Mead認為播客的精髓在于“講故事”。文章的開頭提到了本雅明的《講故事的人》，在這部名篇之中，本雅明不無憂心地指出“講故事”這門技藝正在成為現代化的犧牲品，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伴隨著技術發展的信息全球化，信息擁有了標準化、權威的形式，也能迅速地抵達讀者——盡管它的形式并不一定保證它能比故事更“真實”。

現如今，“講故事”的沖動并未被現代化消滅，而是在播客媒介中復歸，也充分印證了學者尤瓦爾·赫拉利的觀點。在暢銷書《人類簡史》三部曲中，赫拉利再三重申講故事對于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性。甚至認為敘事的能力構成文明發展的根本動力。Mead列舉了不少著名的播客欄目，都以“講故事”為其核心。例如2014年由Sarah Koenig創辦的“Serial”，就是通過播客的形式來追蹤1999年的一起校園謀殺案。其亮點在于Koenig不僅展示了整個調查的過程，也展示了她全程的心理活動，這些情緒是播客之外的媒介無法記錄的。文章稱，“記者展現出的心理折磨過程很多時候才讓Serial成為一檔不得不聽的節目”。 Mead還提到，這檔節目有一個明顯的語態上的特點，即其中的語言表達充滿著“不確定感”、猶疑、且是“非正式”的。

在文字媒體上，這或許是表達的劣勢。但在收聽播客的私密情境中，作者認為這非常有助于喚起人們的情緒跟隨，并沉浸于播客傳遞的故事中。在這個問題上，Mead還提到了關鍵的一點，即傳統的公共廣播電臺對現在的播客表達方式的影響。 她認為，《這種美國生活》（This Amrican Life）這檔傳統電臺節目塑造了這種表達方式。這檔節目由Ira Glass主持，它的敘述和談話方式“松散、個人化、甚至是經常出錯的”。但這非常接近前文提到的廣播的“人性化”，也很像日常生活里聊天的狀態。1999年，記者Marshall Sella 就曾在《時代》雜志上撰文稱，格拉斯的節目有一種“令人不舒服的親密”——這看起來也并非是一種批評。Mead指出，這種話語模式，現在已成為某種播客的“陳詞濫調”。

不只是“廣播”：一個媒介考古學視角

我們可以在此做一個略顯武斷的判斷：盡管媒介形式始終在更迭，但某些交流的需求和渴望，依然會不斷在媒介上重現——比如廣播的這種“人性化”屬性。這或許也可以解釋廣播這類“舊”媒體生命力的本源。

從現在流行的媒介考古學觀點來看，媒介的特征確實經常會在新舊形式之間出現這種有趣的循環。比如2020年，著名媒介學者列夫·馬諾維奇的《新媒體的語言》中譯本出版，馬諾維奇在書中同樣提到了一個數字電影的例子。構成傳統電影的大多數內容，其實是鏡頭前的現實——即使經過了精心的布置。而對于數字電影來說，實拍鏡頭遠不是最終的成果，而僅僅是原始素材，后期需要在計算機上進行復雜的加工。而這個過程反倒更類似于某些“前電影”時代的工作，比如“默片”的手工上色。馬諾維奇在此犀利地表示：“我們通常把計算機化等同于自動化，而現在結果卻恰恰相反：曾經使用相機自動記錄下來的內容，現在卻需要一幀一幀地被畫出來”。

從這個意義上，類似“廣播之死”的論調或許會被反復提起，但卻不太可能很快成真。畢竟，人們或許對某類媒介并無特殊的執念，但對“人性化”的陪伴和故事是有執念的。福布斯的一篇文章曾討論過許多“舊媒介”在當下的處境。在音樂產業方面，盡管數字音樂市場增長迅速，但索尼的一位前銷售經理McCarty發現，黑膠唱片這種古老的音樂媒介在過去十年中銷量實現了兩位數比例的增長。“一些人天生有收藏的需求，這種收藏包括物質性的”，McCarty表示。 同樣的例子也體現在閱讀領域。2021年7月，《文學報》的一項針對英國2000名成年人的研究顯示，盡管電子閱讀器日趨完善，接近三分之二的讀者也更偏愛讀紙質書而非電子書，而其中46%的人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喜歡“翻頁”的感覺。

在《多倫多星報》2020年于加拿大的調研中，受訪人里“只閱讀紙質書籍”的比例高達56%。心理學家埃琳娜·圖羅尼在接受《文學報》采訪時表示，閱讀不僅是腦力活動，更是與身體經驗高度相關的活動。“電子閱讀器可能消除這些身體感官記憶——封面的圖案、書的大小、形狀、字體等”。可能正是它們使得紙質書一直葆有旺盛的生命力。福布斯的文章開頭便稱：盡管媒介形式的轉變十分迅速，但我們能廣泛觀察到我們曾經最喜歡的媒介的持續存在——大概是因為我們需要“生活”。

關于廣播，前文提到的Mead的文章還提到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即Glass的節目還提供了一種不同“類型”的聲音——一個“敏感、猶豫不決”的男性聲音。而在此前，公共聲音中的男聲常常是非常符合傳統的“男性氣質”的，聲音洪亮而堅定。其實并不僅僅是聲音的性別特征，Mead認為，播客這種媒介為我們生活中的公共聲音提供了寶貴的多樣性——曾經無法發出的很多聲音更容易抵達美國人的耳朵，有色人種、邊緣化人群，都能通過播客這種形式構建屬于自己的小共同體。

這種“聲音的多樣性”也包括空間上的多樣性，不過，對于廣播來說，這種多樣性可能正在受到侵蝕。《衛報》2020年的兩篇專欄文章就曾報道過英國“地方性廣播電臺”消失的現象。當時，Bauer集團宣布將近 50 個英格蘭地區的地方廣播整合到一個全國性的網絡中，如約克郡的大教堂 FM 和西米德蘭茲郡的 Signal 107 等電臺節目，將被倫敦統一制作的節目所取代。《衛報》評論稱，相較于地方報紙的關停，地方廣播的消亡是一種“安靜的衰落”，似乎被視為更“理所應當”的事情。

盡管我們不必太擔心“廣播之死”，但這種“聲音多樣性”的危機確實也值得重視。《衛報》的文章就認為，尤其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間，地方廣播提供了最接近于人們生活場景的陪伴和社會支持，這可能是全國性的廣播難以替代的。這些地方電臺的主持人使用的語言可能還帶著口音，地方社區的聽眾收聽起來會更親切。文章還認為，媒介集團的大規模整合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生活的“聲音景觀”，地方獨立廣播的消逝也意味著一種“獨特聲音”的同質化。這也可能從長期上影響人們的“地方感”。

“身處一種愈發忙碌、斷裂的文化中，地方性的廣播會為你提供一些真正獨特的東西。

聽到電波中傳遞的方言口音，你會被從世界各地傳送回那個對你來說真正有意義的地方，尋回寶貴的，對‘家’的認同感。當它消失的時候，我們肯定會想念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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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侯亞麗

關鍵詞： 新政治家 廣播電臺 數字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