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今年就業形勢尤其嚴峻。靈活就業在解決勞動者生計的同時，也緩解了城鎮就業壓力，成為吸納就業的蓄水池。人社部數據顯示，中國靈活就業從業人員規模已達到2億左右。
日前，2020年全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活動周重點活動之一——推動返鄉入鄉創業高質量發展主題論壇在京舉行，期間在國家發改委就業收入分配和消費司的支持鼓勵下，騰訊、美團、百度、滴滴等8家互聯網企業共同發布《“新時代履行新責任，新經濟助力新就業”平臺企業支持靈活就業倡議書》，呼吁全國各類平臺企業充分挖掘靈活就業巨大潛力，創造更大的社會價值，穩定現有就業機會的同時積極創造更多更高質量的就業機會。
不久前，美團發布的《生活服務業新就業形態和靈活就業的發展特征和發展趨勢》也詳盡分析了當前中國靈活就業市場的發展態勢，顯示全新就業模式已經深度嵌入人們的日常生活，并在增加勞動者收入、提升收入穩定性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近期，多位專家圍繞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的話題發表觀點。他們普遍指出，新就業形態將成為社會就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幫助勞動者實現自身價值的最大化，并增強企業應對不確定性的能力。
新就業形態是社會發展“應時之需”
如何通過靈活高效的方式進行生產力資源的有效組織并使其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始終是社會系統運行和進步的一大核心議題。隨著互聯網成為社會基礎設施并加快了信息流通效率，不少學者用“蓄水池”“減震器”“緩沖器”等形容新就業形態在增強勞動力資源配置敏捷性上具有的優勢。在生產與消費節奏驟然加快的當下，以“平臺—參與者”為特征的新就業形態毋庸置疑成為社會發展的“應時之需”，并將在可預期的將來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
新就業形態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產物。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鳴提到，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推動了傳統就業方式的“去組織化”，改變了傳統勞動關系的從屬性特征。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楊偉國也表示，新就業形態的持續發展是勞動力市場機制與數字技術相結合的必然結果，這一形態將借助新勞動經濟理論和快速進步的數字技術力量進一步擴大發展空間，為勞動者創造更加自由的工作范式。
新就業形態為助力穩就業發揮了重要作用。以美團平臺為例，2013年至2020年8月底，累計有931.3萬騎手通過平臺實現就業增收，其中有54.5萬名國家建檔立卡貧困勞動力。今年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讓新就業形態的優勢更加充分地發揮出來。數據顯示，今年前8個月，該平臺新增騎手達212萬人。
疫情期間，不少平臺型企業與線下閉店的餐飲企業等進行靈活用工合作，從而在解決平臺型企業勞動力不足的同時，幫助餐飲企業管理人工成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副教授、中國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主任張成剛指出，借助數字化平臺實現靈活就業的優勢不僅體現在突發危機中，在企業的日常經營中亦有體現，通過滿足企業季節性、周期性、不同時段的人員需求有效提升企業應對環境不確定性的能力。
平臺化靈活就業為勞動者工作提質增效
與傳統就業方式相比，靈活就業在勞動時間、收入報酬、工作場所、保險福利、勞動關系等方面均有很大不同。從廣義看，新就業形態也屬于靈活就業范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副部長卓賢指出，近年來平臺經濟加速發展，演化出“新就業形態”，即以互聯網平臺直接連接供給和消費兩端的平臺化、去雇主化的靈活就業模式。以騎手為代表的新就業形態是一種靈活就業方式，滿足了從業者時間自由、補充家庭收入等多方面的需求，成為社會就業的重要組成部分。
事實上，伴隨大量數字化平臺的崛起，平臺型用工模式已經逐步被企業與勞動者所接受，大量根植于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頑疾得到有效解決，勞動者工作提質增效效應明顯。首先，靈活就業創造了更多就業崗位。楊偉國提到，在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后，更多新型工作會被創造出來，起到了穩就業、保民生的重大作用。
根據美團研究院的調查，生活服務業的新型用工崗位類型眾多，受益于信息的完全透明和標準化輸出，包括廚師、發型設計師、健身教練、網課教師等擁有一技之長的勞動者在平臺上能夠快捷尋找到合適崗位。與此同時，包括密室設計師、數字化管理師、人工智能訓練師、云智能工程師等在內的新職業類型也在數字經濟的成長中涌現，這些全新崗位創造了大量新的用工需求。
其次，靈活就業提升了弱勢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率。根據美團平臺連續3年的跟蹤分析顯示，約有75%到80%的騎手來自農村。農民工是騎手中最大的群體，來自河南、安徽、四川等傳統農民工輸出大省的騎手數量最多。
張成剛指出，在數字經濟出現之前，靈活就業勞動者普遍面臨客戶資源分散、與消費者匹配困難、缺乏規范性進而導致消費體驗差等問題。較低的生產效率使得勞動者普遍面臨著收入低、不穩定且缺乏未來發展空間等局限。隨著數字經濟時代到來，借助平臺中積累的地理位置、服務時間、服務過程等數據，勞資雙方的撮合成功率大大提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第四研究室主任張冰子指出，除了更快速和高效的匹配之外，靈活就業者可以獲得來自平臺及平臺用工模式的背書，并從公眾由此建立起的信任感和不斷擴增的規模效應中持續獲益。
更重要的一點在于，靈活就業保障了勞動者的薪資給付。張成剛指出，數字平臺上的靈活就業質量明顯改善，以按次計費、按單量收費為主的付酬模式讓勞動者不僅擁有多勞多得、有勞必得的收入保障，還使得他們能夠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靈活安排工作時間。張冰子指出，基于任務支付薪酬的新就業形態有著更短的薪酬支付周期，明確的支付規則使得薪酬分配更為公平，而體量更大的平臺作為薪酬給付的兜底方承擔著第三方支付和計算的責任，基本杜絕了在以往靈活就業中時常出現的拖欠工資現象。
從薪酬方面看，美團報告顯示，經調查測算，生活服務業靈活就業從業者的月平均收入達到5062元，年收入達到60732元，略高于全國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53604元。
完善制度安排，塑造良好新就業生態
作為社會環境變遷下誕生的新興事物，正步入快速發展期的靈活就業也面臨諸多挑戰。尤其在疫情的催化下，新就業形態在短期內為社會帶來大量助益并顯著提高社會整體福利，因此為其創造良好生態是需要社會、企業、政府等多方去共同面對解決的問題。當然，也要在發展中不斷完善。
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副研究員、中國勞動學會副秘書長鮑春雷指出，根據中央促進新業態發展和支持靈活就業的要求，國家將靈活就業發展納入就業優先戰略總體規劃，鼓勵和支持各種靈活就業形態的發展，允許企業在保障勞動者基本權益的情況下，結合實際采用非全日制、階段性合同、勞動者個人承攬、服務外包等多種形式實現靈活用工，完善對平臺型用工等新就業形態發展的政策支持體系。這一系列重量級表述凸顯了行政力量對其的清晰定性，并為靈活就業市場政策的制度安排明確了規制走向。
從具體政策落地層面歸納，專家們普遍指出，需要在培訓、社保等層面推出扶持政策以促進這一模式的行穩致遠。
在培訓層面，鮑春雷指出，需要統籌各類資源、吸引各方力量建立健全職業培訓政策，重點要依托規模較大的平臺型企業積極開展職業技能的提升行動，完善職業培訓的補貼申領辦法。張冰子也提出，要重視平臺型企業的資源和技術優勢，通過稅收優惠、培訓補貼等方式調動其積極性加大培訓力度，并為平臺參與制定職業目錄和職業技能認定創造更大空間。
事實上，不少平臺企業已結合自身業務優勢積極探索新就業形態培訓。以美團為例，為促進生活服務業新就業形態知識技能提升，近幾年已陸續面向餐飲、酒旅、美業等各類生活服務業商戶和從業者開展培訓，自從去年美團大學成立以來，過去一年總計輸出課程3839門，累計培訓超過1698萬人，覆蓋商戶388萬。同時還與多所院校開展產教融合工作，并與深圳職業技術學院等共同建設數字生活學院。未來一年還將計劃牽手100個行業合作伙伴推動培養體系、標準、認證的落地，認證10萬生活服務業數字運營人才。
在社保層面，張成剛指出，應鼓勵商業保險與靈活就業結合，積極利用市場力量管控和分散風險，并通過財政補貼或稅收優惠等方式鼓勵和支持互聯網平臺為靈活就業者定向設計商業保險產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