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那些在城市中漂泊無根的外來打工者來說，城市只是一幅由小世界組成的畫，他們像馬賽克瓷片一樣彼此接觸卻無法滲透。他們帶著城市生活之外的歷史和文化記憶進入城市，在身體上完成了從鄉土到城市的“脫嵌”，他們想要擁抱新世界，卻在龐雜的城市中難以尋求“再嵌”；而舊世界里的故鄉，卻與自己又越來越疏離、模糊。
這是嚴飛的新著《懸浮：異鄉人的都市生存》一開頭的話，顯示本書的主題是對外來打工者或者說“農民工”之都市生存狀態，特別是其雙重“脫嵌”的“懸浮”狀態的描述分析。在本書正文的結尾，作者又說：“對于社會學的田野工作來說，我們應該明確作為‘說故事的人’的職責，警惕理論和技術介入所帶來的破壞，變換理論投射的角度，制造更多空間，讓不可見的事實真相變為可見；在不可理解的背后，不斷挖掘理解的可能性；不必苛責去窮盡現實的真實，而是反思現實背后被遮蔽隱藏的結構性意義；不必帶著用光去拯救暗夜的態度進入田野，恰恰相反，正是暗夜本身凸顯了生命和光的存在?！边@顯示了本書的另一個關切，即對于社會學者觀察、敘述、理解生活的方法、視角、姿態的關切，具體到本書，就是社會學者如何以“附近”為視角來看到和看懂外來務工者的都市生存。
通過本書，作者表達了彼此交織的雙重關切：一是對于作為中國社會實質性問題的外來務工者之都市生存問題的關切；一是對于作為社會學方法問題的“附近視角”的探究。而如果仔細體味和思考的話，可以發現，在本書所關切的這兩個問題上，都存在和表現出“現代性”和“中國性”的雙重性。
【資料圖】
一
關于城市外來打工者也即農民工的研究，幾十年來已消耗了來自不同學科的研究者們無數的筆墨。其中不乏有真知灼見的力作，但更多的則往往給人以“精致而平庸”之感。精致，是因為它們對于方法的說明、數據的處理乃至圖表的展示等都做得非常漂亮；平庸，是因為它們并沒有給出真正有新意、有見識的洞察，甚至看不到真正深切的問題關懷，沒有刺激人、啟迪人、打動人的力量，它們的方法、數據、圖表只不過是裝飾打扮常識俗見的一種修辭。但《懸浮》給人的感覺不同，它的文字絕對具有打動人的力量。而這種打動人的力量的一個重要來源，是作者對他的研究對象作為具體的、活生生的個體之命運的深深關切。
作者是社會學者，但在本書中，他沒有采取社會學研究更為常見的量化研究或韋伯所倡導的“類型化”方法，而是采用了歷史學的個體化方法。在作為本書“尾聲”的與人類學者項飆的對話中，作者明確說，在這本書中，他想嘗試在社會學的分析框架下，對每一個人物的故事進行深描，抓住他們生命中微末的細節，為每一個被訪對象建立起一個立體、鮮明的形象。“我喜歡描繪具象的人，不喜歡抽象的人……”在這種“描繪具象的人”的自覺追求下，《懸浮》詳細地描寫刻畫了八個外來打工者的一系列小故事，從家政阿姨到裝修師傅，從菜市場的菜販到小區保安，從房屋中介到勞動力市場中介。通過一個個小故事的講述，展示了他們通常難得被關注的情感悲歡和各自不同的個性。
當然，單純地詳細“描繪具象的人”絕不會是唯一的目的。如上所述，作者是“在社會學的分析框架下”，對每一個人物的故事進行深描。也就是說，作者的意圖是通過描述個體的生命史，捕捉個體在歷史跌宕流轉過程中的行動選擇，進而探討背后的一些宏大的社會學命題。作者援用米爾斯的觀點：“將公共議題與個人困擾相關聯，與個體生活的問題相關聯，才能揭示前者的人性意涵?！?/strong>個人故事都具有公共性和社會性。當我們從時代的特征回看那一個個個體的生命故事，就很容易看出他們各自不同的遭際和個性下共同的命運或處境以及形塑這種命運或處境的結構性動因。這種共同的命運或處境便是本書書名的來歷——“懸浮”。
“懸浮”就是無根無依的載沉載浮、萍漂絮飛。但仔細體察，這些外來打工者的“懸浮”實際上又有著或者說表現為三個層面。一是作為個體從社會關系中的“脫嵌”。在過去，每個人都不是以孤離的個體形態存在，而是嵌入于各種關系之中：與親屬的關系，與鄰里的關系，與其他一般他人的關系，與長眠于祖墳地下的先輩的關系，與周邊自然環境的關系，等等。每個人在這一系列緊密而穩定的關系中獲得自我的歸屬。但今天，這些外來務工者從這一系列關系中脫離了出來，幾乎作為孑然的個體進入城市，而在城市卻又未能實現“再嵌入”，于是，“一群外來的打工者，像候鳥一樣不斷遷徙”，他們“無時無刻不在流動，游離于鄉村與城市之間，沒有根基地懸浮在社會之中，經歷著期望與現實斷裂而造成的身份焦慮與迷失”。
二是他們的“當下”與他們的過往和未來的斷裂。作為孑然的個體從過去的各種關系中的脫嵌，很大程度上進一步造成了這些外來打工者的現在與過去的斷裂，過去的經驗、經歷對其當下的生存不再構成具有顯著意義和價值的存在，而“當下”又不是他們希望的生活，毋寧說，依舊是他們希望脫離的狀態，于是，“當下”又與他們期待的“未來”相斷裂。對于“當下”在其生命歷史中的這種懸浮，一些打工者有著敏感的自覺意識。在打工者文學小組自己編輯印刷的每一期《皮村文學》的封底，都印著同樣的兩行字：“沒有我們的文化，就沒有我們的歷史。沒有我們的歷史，就沒有我們的將來?！钡@種對于自身之歷史的“在意”，恰恰反映出他們在歷史中的“懸浮”。
三是由前兩者共同造成的生命意義感的虛空。生命的意義感是在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或者說共同體中，以及在連續的歷史中形成和獲得的，外來務工者由脫嵌所形成的孤離狀態以及當下與過去和未來的斷裂狀態，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他們意義感的迷惘和虛空。
當然，三重“懸浮”中對于外來務工者最具決定性意義的，無疑是第一重。正是這一重結構性的“脫嵌”，造成了打工者個體生命史的“斷裂”，進而帶來意義感的虛空。不過，也正是這一重“懸浮”即結構性“脫嵌”，實際上并不完全是中國特有的現象。
個人從自身與傳統的各種社會關系，從穩定的整體秩序中脫離出來，成為分離自在之獨立個體的“個體化”過程，是社會從傳統靜態封閉的小共同體形態向現代流動開放的大社會形態變遷的現代化進程中普遍的現象。對此，從托克維爾、黑格爾、馬克思、齊美爾等經典社會理論家，到今天的鮑曼、貝克、吉登斯等學者，都有過深刻的揭示和分析。
實際上，《懸浮》的作者在說明外來務工者的雙重“脫嵌”時，對于齊美爾、鮑曼等人的著作也多有引述。那么，是什么因素使結構性“脫嵌”這種普遍的現代性現象，演變為中國外來務工者或者說“農民工”在都市中獨特的“懸浮”型生存狀態呢？這就不能不歸結到制度性、體制性的排斥了。質言之，是雖然早已在變革中但至今還遠未終結的戶籍制度將外來務工者也即“農民工”形塑成了現代社會中一個特殊的身份群體。
“農民工”乃是三種不同身份即戶籍身份、職業身份和勞動關系身份的混合體?！稇腋 返淖髡咧赋觯骸?strong>他們不再是計劃經濟時代擁有權利地位的‘工人階級’，也不再是‘面朝黃土背朝天’從事傳統農活的‘農民階級’。‘務工’意味著勞動只是臨時性工作，是隨時會被解雇的勞動身份，無法享受到諸如住房補貼、醫保、教育等城市戶籍居民所享有的福利待遇?！?/p>
實際上，在正常情況下，“脫嵌”或者說“個體化”應該包括兩個并行的進程：首先是結構性個體化，即個體從各種原先的社會關系中脫嵌而個體化；這個個體化的進程一方面使個體擺脫了許多傳統的束縛而獲得了更多的自由，但同時也使個體失去原先的保護，于是就需要相應地有一個制度性的個體化進程，即確立各種直接以個體為執行對象的社會治理和社會保護性政策、法規、制度。這兩個個體化進程應該同步行進，才能維護社會的正常運行和置身其中的個體的正常生存。
但是，在外來務工者這個群體身上，制度性的個體化進程，尤其是個體化的社會保護性制度的確立卻沒有隨其結構性個體化進程而同步跟進。這就使得這個群體相較于現代社會中其他群體、階層的個體而言更多了一種“脫嵌”，除了結構性的“脫嵌”，還有制度性的“脫嵌”，正是這后一種制度性的“脫嵌”，使得外來務工者在都市中的“懸浮”式生存，除了體現出現代人生存的“現代性”特征外，也體現出這個群體之生存狀態的特殊性。而由于其制度性“脫嵌”主要在于制度性保護的缺失，這種特殊性也就體現為引人注目的脆弱性、底層性。
二
《懸浮》的另一個關切或者說意圖，是想推出、嘗試和演示將“附近”作為一種社會學分析框架，一種新的田野方法或視角。作者認為，以“附近”為研究框架，可以幫助研究者更好地關注周圍正在發生的變化，看到身邊的這些最熟悉的陌生人，包括他們的日常生活狀況和身份轉化。
通過在“附近”這個“場”中和形形色色的人發生互動、產生“交集”，借助于這種“交集”的不斷“層累”所帶來的人與人之間親密度、信任度的逐漸增加，被訪者會越來越愿意主動地傾訴和表達，從而研究者能夠自然地進入被訪者的生命世界。
也就是說，以“附近”為視角或研究框架的好處是：“在‘附近’日?；年P系邏輯下，我們不需要重新去建立一個紐帶，也不需要在訪談過后揮手告別。當我們坐下來開始聊天的時候，就已經自然地打破了傳統質性研究中研究者和被訪者之間的疏離感、陌生感。我們不用害怕把自己的一套敘述框架凌駕于對方的講述之上，也不必擔心對方的講述會被我們包裝成‘他們’的故事。我們所描繪的，只是他們自己，是他們本真的生活。”
顯然，如果僅就“自然地打破研究者和被訪者之間的疏離感、陌生感”而言，那么，以“附近”為視角最好使用于像傳統村落這樣的熟人小共同體，而不是現代都市陌生人社會。因此，專門針對現代都市陌生人社會而提出以“附近”為視角或分析框架，必然有著一種特定的思謀。
實際上，最早提出把“附近”作為一種研究框架或“視域”的，是本書的尾聲中作者與之對話的項飆。而項飆建議把“附近”作為一種“視域”，恰恰是從公眾意識中“附近”的喪失出發的。他注意到，“在中國，受過教育的城市青年通常從兩端獲得生命的意義：一端是個體的經驗，另一端是常與全球權力博弈聯系在一起的意識形態立場。個人層面的盤算決定諸如同誰結婚、從事什么工作等；抽象關注則形塑怎樣才算是一個有道德、有尊嚴的人，一個真的‘中國人’。在他們的意識中，附近——作為日?；訄鏊泥徖锖凸ぷ骺臻g——消失了?！币簿褪钦f，現在城市青年的關注，基本在兩個端點，即極近的自身生活和極遠的“世界”，而處于兩者之間的“附近”卻在他們的視域中消失了。
乍看之下，這種“附近”意識的消失是令人奇怪的，但是，如果聯系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征，即生活的個體化和社會的一體化，也就不難理解：這種個體化與一體化的交織，大大降低了空間上的接近對于個體的意義。用英國社會學家阿爾布勞的話說，在個體化和一體化的現代情形下，附近出沒的，只是“互不相關的鄰里”，而非個體的“周圍切身情景”，相反，倒是極遠的“世界”，反而可能是他的切身情景。由此，對于普通人來說，“附近意識”的消失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也正因此，項飆看到：“附近在公眾意識中的失去不單單發生在中國。”
由上述分析也可以看出，“附近意識”的消失，就其“不單單發生在中國”的普遍性而言，與前面所說的“懸浮”實際上是緊密聯系的，它們都與“脫嵌”這一現代性因素相關?！懊撉丁睅砹藗€體化，帶來了個體與在地附近其他人關系的陌生化、疏離化，這是造成“懸浮”式生存狀態的根本性因素，也是導致作為普通居民的個體失去對“附近”的興趣與關切的基本原因。
不過，普通個體之“附近意識”的消失，對于社會學研究者來說，卻可能正好是把“附近”當視域或分析框架來觀察世界的一個契機。因為它意味著或者說提醒著，現代都市陌生人社會中的“附近”，已經不再是傳統鄉村小共同體社會狀態下的“附近”，不再是一個靜態封閉的同質性小世界，而是一個活躍的、流變不居的異質性場域。
“脫嵌”機制在將個體與在地附近其他人的關系陌生化、疏離化的同時，也將各式各樣的人、觀念、生活態度、行為方式，一言以蔽之，將世界的多樣性，帶到了“附近”。在與《懸浮》作者的對話中，項飆說，“附近”是一種交集，“要強調singularity。singularity是說每個人都是不一樣的，但這個不一樣是有關系性的，因為附近跟社區不同，它不是有一個群體，有一個共同體。在‘附近’是完全沒有共同體的，是不同的singularity怎么走到一起……singularity可能是一個能夠撬動我們思考的開始”。透過“附近”看見、看懂“不同的singularity怎么走到一起”這個現代世界的問題，應該是以“附近”為視域或者說研究框架的最基本的價值所在。
當然，這是一種普遍性的價值，也就是說，不獨中國的學者可以使用這種研究框架，凡置身于現代世界的學者都可以使用；不獨可以以“附近”為視域去看底層的個體，也可以去看其他個體。不過，當嚴飛在當下中國語境下以“附近”為研究框架來看“附近”時，他還是將關注的目光集中在了外來務工者這一底層群體身上，從而將“附近”的方法視角與底層的關懷結合在一起。這也好理解：結構性和制度性的“雙重脫嵌”，形成了這個群體特殊的“懸浮”，使他們成為在“附近”出沒的陌生異質的個體中最陌生、最異質、最singular的存在。
三
但是，還是應該重申，以“附近”為視域或研究框架與底層關懷的結合并不是必然或必須的，而只是學者在當下中國語境下一種可以理解的選擇，就像結構性脫嵌和制度性脫嵌并存從而制度性地造就“外來務工者”這個底層群體不是必然的，而只是當下中國外來務工者的一種實際處境，但這種處境是可以也應該改變的。而從處境改變的角度，我想再談一下《懸浮》的作者所提出的如何書寫底層的問題。
作者首先在第二章敘述打工者文學時提出“底層能發聲嗎”的問題，也即，底層能否自己書寫自己。作者肯定打工者文學的價值：“當打工者執筆書寫自己以及所屬群體的故事，或以詩歌為矛直指生活苦痛的時候，文字便已超越了形式，構成了底層群體表達自我意識、呈現主體性的重要渠道?！辈贿^，作者承認，絕大部分打工者在時代的巨輪下沒有聲音，沒有圖像，不被看見，不被聽見。因此，總體上，作為底層的外來打工者要靠像作者這樣的研究者來書寫。這就發生了研究者能否真正表達底層的問題。這里的一個關鍵是，如何對待研究者自身的主觀立場。
一種常見的觀點，如作者所引述的麥肯齊認為，如果想成功地闡釋一個底層的群體，就必須拋棄一些先入為主的主流敘事，不能僅把這一群體描寫成政策實施對象、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或者被邊緣化的苦難者，也不能僅用學術理論框架或政策話語來講述他們的經歷，而必須從他們的認知體系出發。如何看待這種觀點？
作者一方面顯然表示同情式的理解，但另一方面則并不全然茍同：只要有寫作，作者就必然存在；只要有田野工作，觀察者的主觀就必然存在。最重要的是如何反思寫作者本身的立場、地位和權威，讓這種研究過程中原本的“障礙”反過來成為進一步理解底層的方式，從而更好地展現出每一副鮮活具象的面孔。
當然，作為真正有關懷的研究者，不會僅僅止步于“展現出每一副鮮活具象的面孔”，研究者還“應該有更多關于如何在研究中幫助被研究者群體的探討。研究者應該在研究中進行干預，嘗試提出如何給弱勢群體提供實質性的幫助，并挖掘出在結構層面和政策層面帶來改變的可行方案”。而要“挖掘出在結構層面和政策層面帶來改變的可行方案”，研究者顯然不能停留、拘泥于底層的“認知體系”，否則，要么陷入“相對主義”的泥潭，要么和本身需要“改變”的底層一樣，其想象力為“底層處境”所限制。相反，研究者必須立足于獲得普遍認同的應然發展方向，也即關于真正屬人的生活狀態應該怎樣的共同價值觀，來提出改變底層當下的、從這種價值觀看不能容忍的處境。
警惕這個價值觀念直接污染研究者對底層的觀察和書寫是一個方面，但在研究的過程中，在挖掘變革方案的過程中堅持這個價值觀則又是一個方面。而當針對底層的應然變革方向通過變革實踐而成為現實時，像外來務工者這樣的底層特殊群體也就匯入了現代社會的普遍性，但“附近”作為視角或研究框架則并不會因失去了底層對象而喪失其普遍的意義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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