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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哪一年？現在是什么季節？這里是哪座城市？……在全國各個城市的許多醫院里，都有這么一間“考場”。“考場”外，老人們排著隊，惴惴地等候著一場關系重大的“考試”。

這里是記憶門診，是各種“癡呆癥”的篩查入口。

(資料圖)

衰老，是大多數人沒法逃避的一段旅途。有人用“溫柔的絕癥”“漫長的死亡”來形容老年癡呆的不可治愈。而宣武醫院神經疾病高創中心主任、首都醫科大學神經病學系主任賈建平對諸如“絕癥”和“死亡”的比喻并不認同。

賈建平是記憶門診的推廣者，在他的積極倡導下，數百家記憶門診在全國“落地開花”。30多年來，他始終孜孜以求，填補著領域內發病機制研究的空白，探索著疾病干預與治療的方法。

“我想做‘記憶的守護者’。”為了這句樸素的話，他始終身體力行地對抗著遺忘帶給人們的絕望。

賈建平在進行外周標志物相關實驗

賈建平在記憶門診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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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國方案

1998年，賈建平從海外歸國，來到宣武醫院擔任神經內科主任。彼時，我國乃至全世界對于認知障礙領域的研究剛剛起步，尚處于十分薄弱的初級階段。

那段時間里，出診過程中、日常生活里遇到的許多“無解”案例，深深觸痛著賈建平柔軟的醫者之心。

一次，在乘坐出租汽車的過程中，司機向賈建平抱怨起從老家來北京幫忙帶孩子的岳父——“燒水忘了關火”“不停上廁所”“睡覺不關燈”……身為神內專家，賈建平深深明白，這是老年癡呆的前兆。但即使經過苦口婆心的勸告，還是沒能說服出租車司機及時帶老人到醫院就診。

一次，賈建平接診了來自江西九江農村的3名女孩。“賈主任，救救我們。”女孩們一進診室，就“撲通”跪在醫生面前。她們來自同一家族，族內已有多名親屬年僅30多歲就患上癡呆，生活質量低下，甚至早早故去……

無知、無視、無助、無解……當時我國老年癡呆的研究現狀與國人對老年癡呆的認知水平，讓賈建平感到深深的遺憾。而這種遺憾，也讓他下定了決心——要用畢生精力、全部心血，探索一套適合中國人的老年癡呆預防、診療的“中國方案”。

要制定“中國方案”，首先要做的，就是摸清中國情況。

2014年開始，他在全國有代表性的地區開展了大規模多中心流行病學調查，得出結論：中國有癡呆患者近千萬人，輕度認知障礙患者2400萬人。經過多年來持續不斷的調研，2020年這一數據又進一步更新，患者人數明確為1507萬和3877萬，其中阿爾茨海默病患者人數為1000萬。這一數據被國家衛健委官方采用并發布。

在此過程中，賈建平以患者數量最多的阿爾茨海默病為切口，開啟了記憶和認知障礙領域的深入研究。在他的努力下，1998年，專門針對老年癡呆、與國際接軌的記憶門診在宣武醫院率先建立。在擔任中華醫學會神經病學分會和中國醫師協會神經內科醫師分會主委期間，賈建平以推廣記憶門診作為主抓工作。在他的倡導下，全國數百家記憶門診陸續建立，顯著提高了認知障礙患者的就診率，也提升了全國各地對認知障礙的知曉率。此后，中國最大的認知障礙研究型病房也在宣武醫院落成。

宣武醫院記憶門診開設25年來，賈建平接診的患者不計其數，他們絕大部分都是由其他醫院轉來的“懸而未決”的患者。問診時間不低于半小時，這是賈建平出診的“慣例”。詢問病史、查看檢驗檢查報告、會診分析……對每一名患者的病情進行全面、細致的了解，這是賈建平對記憶門診規范化問診的要求。

正是由于接診患者大多是“疑難雜癥”，宣武醫院的記憶門診時常“直通”研究型病房。

位于宣武醫院住院樓8層的神經性病變與認知診療中心病區，也是研究型病房的所在。這里有近60張研究型床位，收治著記憶與認知障礙整個病程的患者。走進病房，別具巧思的設置隨處可見——定位手表、智能門禁、病床頭用于識別嚴重認知障礙患者的卡通貼紙、檢查單上“暗語”般的標記符號……許許多多溫暖的細節，貼心地保護著這些“丟失了記憶的人”。在這里，宣武醫院團隊開展了33項國內外抗癡呆臨床藥物的試驗，為癡呆患者的治療提供了有力保障。

這個研究型病房，還通往腦認知重點實驗室。通過一滴血中的外泌體就能將阿爾茨海默病診斷提前5到7年、可以大規模快速識別阿爾茨海默病無癥狀期的體液檢測儀、治療阿爾茨海默病的藥物……這些項目正在實驗室里不斷推進，并有望實現預防、診治老年癡呆“從0到1”的突破，為基礎醫學和臨床醫學搭建著雙向轉化的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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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病齡成見

在唯美的愛情電影《我腦海中的橡皮擦》里，新婚不久的秀真腦海里有一塊“橡皮擦”——阿爾茨海默病，她的記憶一塊一塊被逐漸抹去：漸漸忘記了愛人的姓名，不能回應愛人的目光，無法照顧自己的生活……

“就像電影里的情節一樣，這塊‘橡皮擦’并不是老年人的專屬。”賈建平說，原則上來說，年齡越大認知障礙的發病率就越高，超過65歲的老年人中，每增長5到10歲，發病率就會大幅增長。但目前，確實有越來越多更年輕的中年甚至青年患者出現在研究者的視野里。

今年初，宣武醫院團隊報道的1名19歲的患者，改變了世界對該病發病年齡的認知。

2019年，17歲的小程，慢慢“記不住”事了。最開始，他只是注意力難以集中，后來時常丟失個人物品。他的短期記憶喪失明顯，甚至經常忘記當天有沒有吃飯。他漸漸聽不懂老師在課堂上教授的內容，背誦課文、使用數學公式日漸變得艱難，以至于沒有辦法完成老師布置的作業。由于記憶力下降，兩年內，他的學習成績從中等以上水平滑落到了班級排名的末尾，最終因無法閱讀和反應困難，不得不終止學業。

他曾輾轉于國內多家醫院。每到一家醫院，他都會接受一套系統的檢查，項目大同小異。盡管每家醫院的檢查結果都顯示異常，多次被提示為疑似患阿爾茨海默病，但卻始終未得到確診。

這是因為阿爾茨海默病是一種中樞神經系統退行性疾病，在傳統的觀念里，它發病于65歲以上的老年人。

的確，青年人患病的幾率很小，年輕病例十分罕見。賈建平說，即使是在作為國家神經疾病醫學中心的宣武醫院，他和團隊接診過數不勝數的疑難病例，但也從未遇見過如此年輕的患者。“絕大多數情況下，年輕人的記憶力下降都是暫時的、良性的，多數是由心理、精神問題或外部刺激導致的。鑒于他的年齡，絕大多數醫生不會也不愿意往這個方向去考慮。”

2021年，小程來到宣武醫院。賈建平的團隊對他進行了量表評估，評估結果符合確診阿爾茨海默病的指標。為了避免誤診，團隊通過腰椎穿刺術，對他進行了腦脊液生物標志物檢測。同時，還輔以頭部核磁掃描等一系列檢查。

腦脊液生物標志物檢測結果顯示：β淀粉樣蛋白（Aβ1-42/1-40）比值下降，磷酸化Tau蛋白（p-tau）增加。頭部磁共振成像掃描結果顯示：雙側額、頂腦溝局限性增寬。這兩個結果都符合阿爾茨海默病的國際公認診斷標準。

“如果確診，這將是阿爾茨海默病例史上的‘孤例’，因此務必要審慎。”賈建平說，阿爾茨海默病的成因多種多樣，要確診就要排除其他病因的可能性。經過一系列綜合評估和反復會診，最終在2021年，19歲的小程由賈建平團隊確診為阿爾茨海默病。“這是我們團隊內無數次討論的結果。”

又經過一年多的爭論和排查，賈建平團隊最終于今年1月31日，在《阿爾茨海默病》雜志上，報道了這例迄今最年輕的阿爾茨海默病確診病例。

從出現癥狀到最終確診，阿爾茨海默病這個巨大的陰影，迷霧般盤亙在小程頭頂長達兩年多時間，本該美好的青春卻因病將他困在了沼澤里。

“如果能及早發現、及時干預，也許阿爾茨海默病對這個年輕生命帶來的影響會小得多。因此，不論是科研工作者、醫者還是公眾自身，都要更加關注青年人的腦健康。”這個病例給賈建平帶來了深深的觸動，遺憾之余，他更感到時不我待，要隨時準備迎接阿爾茨海默病年輕化的挑戰。

而令賈建平感到欣慰的是，在此后隨訪的過程中，他發現，經過系統的治療，小程的病情已經開始出現了好轉的跡象。他的團隊也制定了相應的跟蹤計劃，每半年對小程的記憶力、其他認知能力等情況進行追訪。

“年輕人的大腦代償能力較強，如果干預措施行之有效，或可顛覆阿爾茨海默病治療效果差的觀念。”賈建平樂觀地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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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留流逝記憶

記憶是生命的靈魂，貫穿于生命始終。而如何找到提高記憶力的具體方法，至今仍是全世界最有挑戰性的科學問題之一。

“全世界尚無專門提高記憶力的特效藥物，如何攻克記憶力衰退的難題，可以說預防的意義遠大于救治。”為此，賈建平牽頭在全國范圍內展開了長達十數年的隊列研究。

團隊選擇全國地理位置、環境氣候、風俗習慣、經濟發展水平等多方面條件具有代表性的地區，對超過2萬名腦健康狀況正常的老年人進行了長期的隨訪監測。在長期臨床實踐中，團隊總結出影響腦健康的6種生活方式，對參與研究的人群依照其具體實踐的情況分為良好健康生活方式組、中等健康生活方式組、不良健康生活方式組，分別定期進行記憶力測評。最終發現，與中等健康生活方式組或不良健康生活方式組的受試者相比，良好健康生活方式組受試者（長年踐行其中4到6種健康生活方式）在10年內記憶力下降速度明顯較慢。而在10年間隨訪新診斷癡呆比率時，團隊發現：與不良健康生活方式組相比，良好健康生活方式組受試者患癡呆的可能性降低60%以上。由此，研究團隊得出結論：健康的生活方式對老年人記憶力保護的影響十分明顯。

“老年癡呆病程漫長，在出現癥狀之前的15到20年就能夠在血液中檢測出來。”賈建平對這個研究結論加以解讀：如能堅持6種健康生活方式，超一半的無癥狀期老年癡呆可以預防。同時，1/3輕度認知障礙者可通過非藥物的干預手段得到逆轉甚至痊愈。

今年初，這個題為“健康生活方式與老年人記憶力下降的關系”的研究成果在世界頂級綜合醫學期刊《英國醫學雜志》刊發。賈建平團隊給出了保護老年人記憶的有效方案，為預防老年癡呆發病開出了“非藥物處方”。

他將這個“非藥物處方”通俗易懂地總結為：“管住嘴，邁開腿，勤動腦，多社交”。

“這個‘非藥物處方’甚至可能抵消高危人群的發病風險。”賈建平解釋：所謂的“高危人群”是指APOEε4基因攜帶人群。在這次研究的隊列中，有約20%的人攜帶這種高危基因，而通過對這個群體的評估，發現高危基因攜帶者中能夠保持較多健康生活方式的分組人群，其記憶力得分明顯超過較少健康生活方式的人群。“這說明幾種健康生活方式的組合，緩解了特定人群記憶力下降的速度。阿爾茨海默病遺傳風險人群，也能從生活方式的改變中獲得巨大的好處。”

這樣的結論與賈建平多年以來的臨床經驗不謀而合。他舉了一個門診中遇到的典型病例來佐證這個結論：

2000年，50歲的胡女士因為睡眠障礙來到宣武醫院就診，在血液檢測中偶然發現了攜帶高危家族遺傳基因APOEε4。在胡女士的建議下，與她年齡相仿的姐姐也進行了基因檢測，同樣攜帶老年性癡呆高危基因。胡女士十分重視這一情況，找到賈建平求助。

“雖然阿爾茨海默病患病風險和APOEε4基因之間的確切機制尚不清楚，但數據顯示，攜帶APOEε4等位基因的人患病可能性是正常人的2到6倍，‘純合子’基因攜帶者患病風險高達正常人的6倍以上。”雖然胡女士姐妹倆當時尚未出現任何癥狀，但賈建平還是認真提醒她們一定要注意保持健康生活方式：保持良好的血壓、血脂水平，保持體育鍛煉，清淡飲食，多動腦筋等。

聽了專家的話，胡女士姐妹倆多年來始終嚴格控制飲食、保持良好的生活習慣，并定期隨訪。今年過完年，年過70歲的老姐倆來到宣武醫院隨訪檢測，結果令人欣慰——記憶力測評得分依然正常。

“希望有更多中老年人能了解：年齡相關的記憶力衰退并不一定是癡呆的前驅癥狀，可能只是一種普遍的良性健忘。它是有可能被逆轉或保持穩定，而不發展到癡呆狀態的。”賈建平呼吁中老年人群多多實踐保持健康生活方式這種看得見、摸得著、可開展、接地氣的“非藥物療法”，預防和減緩與年齡相關的記憶衰退，阻止其發展為癡呆。

從記憶門診診室到研究型病房，再到腦認知重點實驗室，在這三位一體的“閉環”里，已過60歲的賈建平終日奔走往復。為了當好“記憶的守護者”，他不敢有片刻懈怠和遲疑。（文中患者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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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老年癡呆的6種健康生活方式：

●堅持食用7種以上推薦飲食

●每周不少于150分鐘的中等強度鍛煉

●每周不少于75分鐘的高強度體育鍛煉

●每周不少于2次社會活動

●每周不少于2次閱讀思考和書寫

●控制煙酒

12種推薦飲食：

谷類、豆類、蔬菜、水果、肉類、蛋類、堅果、奶制品、適量的鹽、油、魚類、飲茶。

（原標題：對抗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