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人類基因組計劃”繪制完成人類基因組完成圖。中國作為唯一參與的發展中國家，承擔了約1%區域的測序任務，這部分也被稱為人類基因組計劃“中國卷”。

如今，這1%的助推力日益凸顯。6月26日，“中國卷”繪制完成20年后，當年作為主要參與者的華大集團在深圳建起集納多學科人才的“華大時空中心”，并通過10年努力使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個掌握生物經濟時代核心工具——臨床級高通量測序儀的國家，支持國內外科研機構進一步共同破譯生命密碼。

從跟跑到領跑，華大在人類基因領域研究的歷程，也是中國走向科技自立自強的縮影。

(資料圖片)

跟跑，也要跑得快

華大集團真正進入生命科學的“時間條”，可以追溯至1990年的人類基因組計劃。彼時，美國啟動人類基因組計劃，希望聯合英、日、法、德等國，用15年完成人體23對染色體30億個堿基對的測序任務，繪制出4張圖：遺傳圖、物理圖、序列圖、轉錄圖。

1993年12月，我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批準實施“八五”重大項目“中華民族基因組中若干位點基因結構的研究”，基因組進一步進入中國科學家的視野。1999年9月1日，人類基因組第五次戰略討論會在倫敦召開，正式接受中國加入人類基因組計劃。根據分工，美國承擔53.7%的測序任務，而中國承擔約1%。同月，北京華大基因研究中心在北京順義區空港工業區的一幢小樓里成立。

時任北京華大基因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現任華大集團董事長汪建回憶，當時都知道基因組計劃山高水深，肯定是件偉大的事情，在歷史的長河中，有中國的名字，挺好的。

跟跑開始了。除國家自然基金委、科技部等支持外，參與支持人類基因計劃的中國組成員于軍、楊煥明、汪建等人自己籌資買回10多臺國外測序儀和軟件系統，并從科研院所和高校招募到100余位工作人員。

不到一年，中國科學家就繪制出了人類基因組計劃“中國卷”草圖。

時任中科院主要負責人表示，這向全世界證明：我國雖然是發展中國家，但有一批杰出的科學家，站在國家科學事業的高度，不畏艱難，頑強拼搏，聯合攻關，完全有能力躋身于國際生命科學前沿。

跑得速度越來越快。2001年6月26日，人類基因組研究項目負責人弗朗西斯·柯林斯宣布人類基因組序列草圖繪制工作完成，比原計劃提前4年。

“是把一個夢變成了現實。”華大集團CEO尹燁說，當初“圈下”1%的中國科學家和現在的華大核心管理團隊都處于40多歲的年紀，“我一直問自己這個問題，下一代到底能不能比肩，甚至超越上一代？”

答案是肯定的。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當年的1%為后來的基因組學研究打下了堅實基礎。

領跑，從有了“自己的槍”開始

2007年，看到技術迭代巨大前景的汪建等人決定離開北京，南下深圳。華大與深圳市達成3-5年不問GDP，不問稅收，只問科研產出的約定。

然而到了2012年前后，中國科學家在人類基因組領域的科研工作遇到瓶頸。汪建解釋：“儀器和配套試劑耗材在人家手里，價格居高不下，我們沒法做。”

一個當初看似不可思議、后來被譽為先見之明的決定發生在2013年。那時，華大被全球最大測序儀公司“卡脖子”，不得不另辟蹊徑，開始做自己的測序儀。

汪建告訴華大的年輕人，過去大家做了那么多“生命天書”破譯工作，用的是別人的測序儀，是“扛洋槍”。只有創造出國產的高通量測序儀，有了自己的“槍”，才能真正打破“卡脖子”的局面。

“這是我們需要跨過的一道非常重要的坎兒。”華大智造高級副總裁倪鳴從2013年起一直參與測序技術的研發，“測序是較難攻克的技術，從生化到硬件到算法，技術開發跨度之大，需要多學科協同攻關，所有的底層核心技術都要自己開發”。

300多人從零件開始，構建了一個新的技術體系。2014年，最初的原理樣機搭建成功。2015年，第一款國產測序儀發布，但離當時的世界領先水平仍有一定差距。后來，工程細節不斷優化，儀器的一些指標能夠追平世界先進水平。

“可以說，測序儀核心部件已經實現了自主化。”倪鳴介紹，如今，華大智造研發的最新款測序儀與全球同類產品相比，相同的通量下，測序速度最快；相同的測序精度下，通量最高，成本最低。“這一工具目前已實現全球引領。”

在華大集團董事、執行副總裁梅永紅看來，華大在基因組領域底層技術的突破，除了對整個行業產生影響以外，也為健康中國戰略提供支持，它的意義遠遠超過華大本身。

梅永紅曾任科技部政策法規與體制改革司司長，他表示：“科學不是一個人、一代人能夠完成的，它是一個不斷接續的過程，是一場永無止境的長跑。在這個過程中，怎樣能讓更多的知識、技術、人才匯集起來，聚沙成塔，對科學發展至關重要。”

在一個共同的大目標下接力長跑

人類基因組“中國卷”的消息直接影響了當時還是中學生的金鑫選擇走生物科學研究道路。如今，他已是華大生命科學研究院群體基因組學領域首席科學家。

2009年，金鑫作為華大與華南理工大學聯合創辦的創新班首屆學生來到華大。彼時的華大坐落在深圳一處工業園區，辦公樓由鞋廠改造而成，員工沒有單獨的辦公室，包括高管在內的所有人都坐在開放的工位上。

在華大，員工平均年齡約為31歲，年輕研究者將80%的精力集中在大目標下的研究領域，20%可以用來“天馬行空”。

2019年，華大生命科學研究院時空工具主任科學家廖莎用這20%創造出了“無限的可能”。

時空組學技術的想法被同事陳奧最初提出時，廖莎手頭還在忙其他的研究，只用這20%來探索新技術。未知吸引著廖莎不斷挑戰，而后她全身心投入，成為時空組學項目的研發負責人。

時空組學被業內評價為“超廣角百億像素生命照相機”，能夠實現器官和生命全景分子細胞圖譜的繪制。

在廖莎看來，研究生命發展全周期從0到1的過程是個“黑匣子”，有許多未知的路線。在黑暗中摸索時，她也常常遇到崩潰時刻，深夜睡不著覺，在腦海里復盤技術問題，“你需要度過這些黑暗時期，相信肯定能抵達1，并且這個1，未來能承載無數個0”。

“華大沒有絕對的權威，任何人都可以對某個技術方向或者某個科學問題提出質疑，這里允許充分的爭辯、討論，不以資歷、學術地位論短長。”梅永紅說。

每個科研項目在立項前都要通過華大倫理委員會的評審，其成員除了醫生、律師等專業人士外，還有普通市民，附近的打印店老板也會來聽每月兩次的項目討論會。

“我們不是為了說出去炫技，而是真正瞄準切實的廣泛的民生需求。”倪鳴表示。不管是腫瘤篩查、出生缺陷篩查，還是傳染病防治等，基因科技越來越多地應用在老百姓身邊。

時代呼喚民營企業家譜寫新的創業史。在華大基因首席執行官趙立見看來，讓前沿科技真正服務于民生需求需要破除技術、教育、經濟、倫理法律存在的壁壘，加強科技創新和研發，同時建立健全的倫理準則和法律法規，保護公眾隱私。

汪建認為，新時代的大國創新，最主要的是要有正確的戰略目標，“如果說物質科學已經是以大科學為主導，生命科學的大科學才剛剛起步”。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張藝 見習記者 尹希寧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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