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小飯桌”，很多人并不陌生，尤其是對于城市的“雙職工”，“小飯桌”解決了“孩子已放學，自己尚未下班”的難題。可是，由于開設門檻低、缺乏相關規章制度和行業標準參照，一些“小飯桌”食品質量、衛生條件甚至危害兒童安全的問題，不時挑動著家長們敏感的神經。“去，還是不去?”家長犯了難;“不能關、管不了”，也讓監管部門頭疼，甚至陷入了治理拉鋸戰。
據報道，近日，圍繞校外“小飯桌”治理，有的地方將校外“小飯桌”一關了之。但在巨大的需求面前，關停“一刀切”不僅引發社會矛盾，更讓不合格的“小飯桌”趁“需”而入。
2016年6月，原國務院食品安全辦等6部門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學校校園及周邊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見》，要求各地食品藥品監管部門加強家庭托餐食品安全監管。2017年9月，原國務院食品安全辦等14部門印發《關于提升餐飲業質量安全水平的意見》，要求各地食品藥品監管部門加強小飯桌和家庭托餐等備案登記管理。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印發的2018年工作要點中，提出要聯合有關部門，加強農村托幼機構食堂、小飯桌規范指導。
密集出臺的文件給了監管“小飯桌”的底氣，大部分地區定期公布的合格“小飯桌”名單，也讓家長在選擇上稍稍松了一口氣。筆者之前生活的城市，把“小飯桌”列為每年的惠民實事，寫進政府工作報告。從“頂層設計”到落地執行，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家長們的焦慮。 但“坑”并沒有消失。正如報道提到的，“開辦地點隱蔽，全面摸清楚校外‘小飯桌’底數相當困難”。再加上教育、食藥監、衛健等多部門“九龍治水”，管理難以形成合力，以至于治標不治本。
“小飯桌”問題已然不是一件小事，是一件不僅關系到學生、家長，同樣關系到許多以此為生計的人的民生問題。不能一關了之、一罰了之，而應著眼長遠，疏堵結合，取締不規范的，保留規范的，促進“小飯桌”市場健康發展。
從更深層次來看，“小飯桌”市場之所以如此火爆，以至于一些不法分子想從中“分一杯羹”，關鍵是因為“3點半放學”問題的困擾。除了托管，“分身乏術”的家長想不到更好辦法來安置孩子。
2018年教育部長陳寶生曾在全國兩會“部長通道”上表示，要探索依靠社會力量解決“3點半放學”問題。對此，這些年各地以學校為主進行了不少有益探索。比如有的學校推出課后延時服務，暫時不能回家的孩子由學校統一管理，學校老師可以進行課業輔導;有的學校舉辦課后興趣班，由孩子自愿參加;還有的建立常態化的校園社工(義工)服務和社區托管免費服務，或者建立校企聯合的托管免費服務等。
從各地實踐結果來看，效果還不錯，既消除了家長的擔憂，也給火爆的“小飯桌”市場降了溫。但這又涉及學校教職工勞動付出的問題，課后延時服務當然不能一味靠志愿者、靠教師自覺來做，否則就缺乏可持續性。
管好“小飯桌”，不僅是“小飯桌”自身的問題，其背后是涉及學校、家長等各方利益的整個鏈條，只有“小飯桌”不再是放學后的孩子唯一選擇，才能大大緩解“小飯桌”“僧多粥少”的局面。在長效監管機制下，市場趨向理性與良性發展，家長才可以有更多選擇，從而讓孩子得到更好的保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