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來自寧夏回族自治區的14名考生步入大學校園。與其他人有所不同的是，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身份——涉罪未成年人。今年，寧夏共有15名涉罪未成年人參加高考，14人考上大學，其中7人考上了一本。
“這是否對未成年人犯罪的縱容?”社會上有著質疑的聲音。
“我們嚴格貫徹落實黨和國家對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方針，‘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原則和‘少捕慎訴少監禁’特殊少年司法政策。這15個孩子涉及故意輕傷害、尋釁滋事、盜竊等一些犯罪情節輕微的案子，我們作出的不捕、不訴的決定也是依法依規的。”寧夏回族自治區人民檢察院未成年人檢察處檢察官余川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首先，未成年人犯罪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這是法定的從輕、減輕處罰情節;第二，他們犯罪以后認罪態度好、真誠悔罪，而且都是初犯、偶犯，犯罪后都積極退贓、退賠，得到了被害人的諒解，被害人出具了諒解書要求司法機關對其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還有其他法定或酌定從輕、減輕處罰的情節。”他解釋說。
“對未成年人的刑事犯罪，我們進行社會調查，全面了解未成年人成長經歷、性格特點、興趣愛好、接受教育情況、家庭關系、監護幫教條件、教育挽救的可能性等，綜合考量各種因素后，協同各方制訂個性化的幫教方案，盡最大努力去教育、感化、挽救他們。”余川補充道，“但是，對未成年人涉嫌的一些嚴重暴力犯罪案件，尤其是犯罪性質惡劣、手段非常殘忍、情節非常嚴重，社會危害性大的，對這種犯罪，我們也是依法堅決懲處的。”
未成年人犯罪后考入大學
“檢察官姐姐，我被錄取了，謝謝你們一次又一次的幫助……”今年7月，小凡(化名)打來電話，向寧夏回族自治區中衛市沙坡頭區未成年人檢察官報喜訊并反復表達謝意。
2016年4月的一天，正在讀高中的小凡與另外3名同學酒后萌發一個“大膽”的計劃——搶來路人的手機送給同學作為生日禮物。隨后，他們將站在路邊的一名男子圍住，搶走了對方的手機。然而，還沒等他們走遠，就被警察抓獲。
“這是一次偶然性的犯罪，犯罪過程沒有使用暴力手段，也未造成人身傷害，主觀惡性不大。而且當時這幾個孩子認罪悔罪態度好，沒有再犯的社會危害性，我們想給他們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所以依法作出了構罪不捕的決定。”
沙坡頭區人民檢察院未成年人檢察科科長郭美玉介紹，該院受理這起案件后，考慮到小凡他們當時均為未成年人，認罪悔罪態度較好，案發后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并取得諒解，社會危害性不大;此外，4人的社會調查評估意見及學校出具證明書證實4人平時表現良好，并同意使用社區矯正;結合不公開聽證會意見，2017年4月，沙坡頭區人民檢察院依法決定對4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附條件不起訴，考驗期為6個月。
在考驗期內，這些涉罪未成年人要按照檢察官制定的幫教考察方案，履行相應的義務，一旦違反相應規定，他們仍然會被提起公訴。
“第一是報告義務，他們每個月要報告近期思想活動，離開所居住的市縣區也要向檢察機關報告;第二是遵紀守法，考驗期間他們不得進入已明令不允許未成年人進入場所和明顯不適宜未成年人進入場所，如迪廳、網吧、酒吧、KTV歌廳、會所等;第三，在家里要孝順父母，積極主動參與從事一些公益服務活動;此外還要好好學習，不得與社會上閑雜人員接觸。”郭美玉介紹。
“如果考驗期內符合這些規定，我們就不起訴，如果他違反了這些規定，我們認為有必要，就依法提起公訴，相當于有個延緩期。”在余川看來，2012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二條增加了附條件不起訴的規定，為未成年人案件處理提供了一種新的選擇。“每一個案子都很糾結，這個孩子是起訴還是不起訴。他的有些方面可能是需要保護的，有些方面又需要懲處，這個時候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的優越性就體現出來了”。
“不是說不捕、不訴以后我們就不管了，未成年人檢察工作不僅是辦案，更重要的是通過大量的教育感化挽救工作，使這些孩子重新回歸家庭、回歸學校、回歸社會。”考驗期間，檢察官為小凡等人量身定制了幫教方案，及時關注他們的思想動態和學習情況，適時給予心理疏導。同時不定期邀請小凡等人及其父母參與親職教育和團體輔導，加強親子溝通，鼓勵父母正確教育、關愛子女。
寧夏檢察機關聯合愛心企業、社區、學校等共設立未成年人觀護幫教基地40個。在幫教考察觀護站，涉罪未成年人從事勞動、社會服務，有些在企業里學到了汽車修理等一技之長。辦案檢察官除了定期、不定期地跟蹤回訪涉罪未成年人和他們的家長，還會向社區、企業的觀護人員了解情況。
“經過跟蹤考察，我們覺得這幾個孩子表現真的是挺好的，考察期間也沒有違反需要遵守的規定。”郭美玉說。2017年10月，考驗期滿，沙坡頭區人民檢察院依法對4人作出不起訴決定。今年，4人均考上大學。
近兩年，寧夏檢察機關共對15名涉罪未成年人作出了構罪不捕、相對不起訴、附條件不起訴的決定，在作出不監禁的處理以后，通過檢察機關聯合涉罪未成年人家長、學校、愛心企業還有社區共同對他們制定了個性化的幫教措施，進行幫教考察。在今年的高考中，14人考上大學，其中7人考入一本，3人考入二本，3人考入三本，1人考入大專。
余川介紹，2012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設立了未成年人刑事保護的專章，在這種背景下，最高人民檢察院2013年印發的《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要求省級、地市級人民檢察院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較多的基層人民檢察院，應當設立獨立的未成年人刑事檢察機構。寧夏回族自治區檢察院開始專人辦理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并于2016年在全區三級檢察院成立了未成年人檢察部門。
“聽到這些涉罪的孩子考上大學的消息，我非常高興，這充分表明我們未成年人檢察辦案和幫教的成果是顯著的，也標志著這些孩子的人生航向重新回到了正常的軌道。”寧夏回族自治區人民檢察院未成年人檢察處處長擺山花表示。
絕不縱容未成年人惡性犯罪
2017年8月，中衛市的未成年人楊龍(化名)因摔倒在地被他人嘲笑，便攜帶砍斧伙同余海(化名)欲向嘲笑他的人泄憤。由于沒有找到人，楊龍先在網吧內無故毆打他人，被拉開后，又在馬路上故意與3名路人發生碰撞，糾集王某某、馬某某兩名成年人(均另案處理)到場，楊龍、余海先后持砍斧、帶有毛刺的鐵管與王某某、馬某某追打、圍打3名被害人，致使3人不同程度受傷。其中一名被害人全身多處損傷，左側耳廓的損傷程度達重傷二級;另一名被害人右顳骨骨折達到輕傷二級，并有多處輕微傷。案發后楊龍逃離現場，后被公安機關抓獲歸案。
沙坡頭區人民檢察院以故意傷害罪對楊龍、余海提起公訴。今年6月8日，經法院一審審理，楊龍以故意傷害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年三個月，宣告緩刑三年六個月。宣判后，沙坡頭區人民檢察院認為楊龍故意傷害他人身體，手段惡劣，后果嚴重，不符合犯罪情節較輕，對楊龍判處緩刑屬適用法律錯誤，遂提出抗訴。
“當時楊龍的同案犯中成年人已經異地審理判了緩刑，一審法院認為，同案犯中成年人判了緩刑，這里又是個未成年人，理所應當判緩刑。”郭美玉介紹，“這起案件中，楊龍雖然是未成年人，但兩名成年人就是他打電話糾集來的，被害人的輕傷和重傷都是他造成的，且他在現場起到了指揮作用，整個案件中，楊龍明顯是主觀作用相對較大的那個犯罪嫌疑人，可以說如果沒有他，其他人也不可能參與到這次犯罪中，也不會造成這么重大的危害后果。”
“這種情況下，一個案子中的確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但是不能說楊龍是未成年人，他的應受懲罰性就降低到同案成年人之下。從他的主觀惡性程度來看，我們認為他是不適宜判處緩刑的。”郭美玉強調。
經二審法院審查，楊龍不符合緩刑條件，檢察機關的抗訴理由成立，予以改判。今年9月，此案經中衛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撤銷原審法院的判決，改判楊龍有期徒刑二年三個月。
“對于未成年人的暴力犯罪、性侵犯罪及其他主觀惡性比較大的犯罪，除了按照法律規定對未成年人應當減輕的處罰，對于他們的應受懲罰性，我們依照法律來辦理，絕對不會心慈手軟。”郭美玉說。
“現在很多人說司法機關一味地保護犯罪的未成年人，說我們是‘小惡不懲縱容大惡’，其實不是這樣的，我們做的一些打擊的工作，由于各種原因相對報道少一些。我們有一個原則叫‘寬容不縱容，厚愛更嚴管。’”在余川看來，懲治也是教育，無論監禁與否，都是教育感化這個孩子的一種手段，殊途同歸，最終的目的都是讓涉罪未成年人回歸家庭、回歸社會，回到正常的人生軌道上來。
“他們沒有經過法庭審判環節，可能意識不到法律不是兒戲。”郭美玉認為，對涉罪未成年人訓誡的過程也非常必要，“我們在莊嚴的宣告室內，面對檢徽，向被附條件不起訴的未成年人和家長宣告警醒書，這個過程非常神圣。同時給他們講解他的犯罪危害性有多大，對社會、對本人、對被害人的危害有多大，一定要讓他認識到這個錯誤。第二是普法教育，讓他知道法律是什么，法律跟道德的區別是什么。”
2017年以來，沙坡頭區人民檢察院逐步建立了未成年人司法社會綜合保護中心和未成年人司法社會保護監督幫教服務平臺。今年4月，該“中心+平臺”模式被最高人民檢察院確定為全國創新實踐基地。“形成規范化、專業化、制度化、社會化的幫教保護體系預防犯罪、減少犯罪、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為他們提供全面綜合的司法保護，是我們的最終目的。”郭美玉說。
2017年，寧夏全區未成年人檢察處檢察官都取得了心理咨詢師資格證，其中90%以上擁有國家三級以上心理咨詢師資格。“現在我們有專門的機構、專業的人員，專門學習、研究未成年人保護的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經過多次專門專業的培訓，理念上都有了大的提升，特殊政策、特殊制度都能得到較好的貫徹落實。這些孩子能夠考上大學，也是檢察機關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快速發展的縮影。”余川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