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疫情反反復復，秋冬之際達到頂峰。田野考古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限制，人員流動甚至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近乎靜止?？脊殴ぷ髡邆冊谌绱谁h境下還能克服重重困難，堅持開展田野工作，已近奇跡。夏商周考古在這一年內發現不少，很多成果因為媒體的宣傳重心不同，重要性并未能凸顯。以下仍就目力所及，略述個人管見，由于學力欠缺，錯誤難免，尚希方家指正。
(資料圖)
歸結起來，2022年夏商考古工作的整體狀況有四個特點——其一，大遺址系統工作的材料積淀開始顯現出共性特點，主要體現在都邑的圍合、界格以及墓地的空間界格方面；其二，各地商代遺存在本年度新發現極多，陜北、川西、湘東北不少發現顛覆了既往認識，拓展了研究時空；其三，在配合基建過程中，零星的發現顯示了早期王朝人群流動的大格局；其四，對夏商時期遺址的測年，帶來了很多既往由類型學構建的相對年代譜系的新問題，如何理解不同考古學文化的相互關系，并結合高精度碳十四測年數據構建夏商考古學文化的精確年表，必然是未來夏商考古的核心任務之一。
2022年，夏商周時期的都邑與核心性遺址取得了不同的成果。
襄汾陶寺遺址的發掘重點有二，其一是1號宮殿基址西部邊緣，發現了宮殿始建時期的祭祀坑H267等，這是首次在宮殿區發現與宮殿建筑密切相關的復雜祭祀遺存。在1號宮殿基址南部邊緣外深達14米的“水井”遺跡，有較多刻劃紋豆盤，卻少見汲水扁壺，發掘者認為其或許為“凌陰井”。本年度重點發掘的第二處，是暫編號2號的陶寺文化早期的夯土基址，面積推測約600平方米，其東部邊緣目前發現宮殿使用時期十分規整灰坑3座，其中H274中見有狗骨及有意擺放石塊，性質不明。作為黃河中游地區龍山時代末期的關鍵都邑，陶寺的宮室建筑布局、祭祀體系的樣態，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宮室、祭祀區和墓地的相對共時空間關系，至關重要。相信連續三年以及未來數年圍繞大臺基所做的工作，將為蠡清陶寺文化的建筑空間布局及形而上理念提供關鍵證據。
與陶寺城址的衰敗關系密切的石峁遺址，2022年繼續著重圍繞皇城臺南側和西側工作?；食桥_大臺基西南角與最早發現的大臺基東南角形制一致，為弧形轉角。此次發掘在西南轉角處的石雕位于原位，減地浮雕三個神面的造型極具代表性。石雕處于原位，證實了之前發現的石雕中，有很大一部分應當特為大臺基所制作。
大臺基西側新發現的墓地，是石峁遺址考古的重大突破。該墓地東距大臺基56米，有石砌界墻。墓地東西寬近60米。東界墻發現有進入墓地的門道。發掘者認為該門道與大臺基西夾墻上發現門道形制近似、位置相應，可能通過兩個門道串聯起了宮殿區和墓葬區。墓地清理部分已發現墓葬20座，包括5座石棺墓、3座小型豎穴土坑墓、12座大型豎穴土坑墓。目前揭露出來的墓地分為南、北兩區。南區豎穴土坑墓葬分成數排，不同排之間由專設石墻間隔圍擋分隔空間，這樣的布局與今日的公墓相近。但在既往卻是前所未見，是中國考古史上的重大發現。
石峁皇城臺西側墓地與石墻
墓地中，大型豎穴土坑墓東向。雖然盜擾嚴重，棺內玉器、銅器已經流散，但墓主右側壁面多有一壁龕，龕內放置一組帶蓋的彩繪陶器，有的還有燧石、瑪瑙質地的細石葉石器和動物骨骼。劫余的陶明器組合一般為斝、折肩罐、雙耳罐、雙耳盆、小罐。大墓內有單棺，棺外殉人數量在1-3人，基本側身屈肢面向墓主。殉人有衣物或包裹有織物，其外再撒朱砂，有的織物上還涂有黑彩。部分大墓棺外腳端還有一條殉狗。墓地中發現的石棺墓、小型豎穴土坑墓分布散、無規律，且有打破大型豎穴土坑墓的現象，因此發掘者推測該墓地的石墻、布局都當為埋葬大型豎穴土坑墓而設，絕對年代在公元前2100-公元前1800年間。
石峁皇城臺M5的殉人與殉狗
石峁皇城臺M4壁龕內隨葬陶器
在夏至早商時期，大型墓地發現極少；布局嚴整的高等級貴族墓地在侯家莊王陵出現以前，更是前所未見。石峁皇城臺的貴族專屬墓地、殉狗的風俗，加上與商代青銅器獸面紋設計理念相似的石雕，不由得對商文化中是否存在更早的河套地區文化淵源傳播遐想聯翩。
在中原腹心地帶，圍繞早期夏文化，一系列龍山晚期的遺址被有計劃有針對性地進行工作。這些發現中有不少共性值得點出。
淮陽朱丘寺遺址地處沙潁河中下游，是一處以龍山晚期至“新砦類遺存”階段堆積為主的聚落遺址，外圍有寬闊壕溝，總面積約8.5萬平方米。2022年探明遺址中部存在多處建筑遺跡，且外圍有一周近長方形的夯墊土，圍合面積約2.38萬平方米，從隱晦的報道中，似乎不排除該遺址外有環壕，內有用夯墊土圍合的建筑區，類似于“外環壕-內宮城”的結構。發掘的7座建筑遺跡中有居住型的連間排房，也有與淮陽時莊遺址相似的土墩立柱地上式、土坯墻圓形地面式倉儲建筑。
瓦店遺址G2、G8、祭祀區東側、東高崗區域、濕地環境等5個地點進行重點發掘。確認了G2位于遺址西部，與潁河相連，是龍山文化晚期的壕溝類遺存。G8位于遺址西北臺地的中部，可能與龍山時期的水利設施相關。去年我曾推測，瓦店存在由溝分割遺址臺地空間的可能。2023年的發掘似乎為這個猜想提供了新的證據。
瓦店遺址東高崗灰坑葬
登封王城崗遺址在大城中北部發現龍山時期圍繞夯土邊界的類回廊遺跡，該遺址性質未明，也許是回廊，也許是該處修建過圍繞夯土的大型建筑。無論怎樣，都為大城內聚落的復原提供了新視角。在大城東北部新發現有龍山文化時期的倉儲遺跡，結合2021年在此區域發現的出玉器的祭祀坑和2004年發現的祭祀坑，可以認為大城東北部區域或是龍山時期大城內的倉儲區和祭祀區。王城崗大城二里頭至二里岡文化時期的遺存也有新突破。新發現有二里頭文化時期首見的石鑿加工作坊等手工業生產設施和多處方形小型半地穴式建筑。大城內還發現了二里岡時期的大型建筑和祭祀坑，結合近三年發現的同時期高等級遺物及大城內的壕溝可以認為，該遺址在二里頭至二里岡時代仍為嵩山南麓較重要的地方中心。
二里頭遺址繼續圍繞城內的網格空間深化工作。宮城西側東西寬17米左右的道路，繼續向北延伸至“祭祀區”西側，長度至少200余米，且繼續向北延伸。道路兩側有寬約2米的夯土墻。東側的夯土墻與宮城西墻成一直線，應為宮城區北側網格區的西墻。道路西側的夯土墻與宮城西墻平行，應為“祭祀區”以西網格區域的東墻。在這個新確認的網格區域中，揭露1座二里頭文化中型夯土基址、多座墓葬和灰坑?；铱雍湍乖岬臅r代下限可至二里頭文化四期。
在二里頭遺址以北的洛河北岸，偃師古城村遺址的發現令人更為關注。2022年度新發現一段東西走向溝槽，溝長約1670米，寬約10米，深約2.23米，被二里頭文化四期晚段灰坑打破，推測至少是一處二里頭文化晚期的大型防御工程設施。我曾推測二里頭遺址必應有環壕作為防御設施。如果聯系二里頭遺址報告中提及遺址東部超長的連續“坑狀堆積”，則古城村發現的長溝，甚至不排除就是二里頭遺址外圍多重圍壕的其中一段。
方城八里橋遺址位于南陽盆地東北隅，是連接中原地區與江漢平原的關鍵卡點。遺址主體年代為二里頭文化時期，與同時期遺址相比規模較大。2022年的勘探與發掘，發現了壕溝、古河道等遺跡。綠松石原石與嵌片、較多石質工具及坯料的發現，暗示該遺址甚至可能是二里頭綠松石石料的中轉地之一。
從龍山晚期到二里頭時代中原腹心地區一系列考古發現的共性現象，提醒我們，不同城邑中皆有倉儲設施，說明這一時期糧食的控制，已經具有相當的聚合能力，甚至有部分城邑，可能就是在國家管理體制下，在交通隘口或節點的存儲、轉運功能而專門構筑的。對我個人來說，更想強調的是，邑聚不分大小，都應有圍護設施，內部的高等級建筑無論體量如何，也都自有空間上的圍擋。材料在緩慢積累，認識在不斷沉潛，三代都邑防護設施的流變必會有清晰的面貌展現。
作為東亞地區同時期最大的城市，鄭州商城在配合城市基本建設的工作，是典型的“螺螄殼里做道場”，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分頭在內城東南部進行的工作可圈可點，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成就各擅勝場。
河南省院的同仁克服了種種困難，在內城東南紫荊山路以東的三四處基建工地，發現有二里岡下層到上層不同時期的水渠，這些給排水設施有的鋪設有石板，構筑精良。在水渠周圍，也有早商不同階段的建筑、作坊遺存，顯示出以溝渠水道劃分城內空間。這種模式與二里頭以路網、夯土墻做城內空間分隔，只是性質相同而具體設施不同而已。這一系列發現中，在創新街小學北校區改造工程的發現尤為重要。該地塊堆積復雜，延續時代較長，遺物種類多樣，甚至有仿銅陶器、原始瓷、白陶制品，部分遺物的年代可到二里岡下層早期甚至洛達廟階段。除了也有溝渠分割空間，有夯土基址，人頭坑祭祀跡象外，該地點最重要的意義是，這是鄭州商城內城中最為確定的一處作坊，不但有制骨，還有鑄銅生產，甚至不排除有精煉活動的可能。
過去，我曾梳理過鄭州商城的鑄銅生產活動地點，但在內城范圍除了東北部宮城范圍的黃委會、醫療器械廠外，既往內城內無更多線索，對于白家莊階段的鑄銅活動究竟在何處，容器生產主作坊在哪始終沒有頭緒，創新街小學的發現或許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關鍵的鑰匙。
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內城東南角以西二百米的書院街一帶，發現兩道間距110余米的東西向壕溝，南側一道中部留有門道，東端北轉，應能與北側壕溝閉合。在壕溝之間形成相對閉合的空間，這與以水渠作為“街區”分割設施的做法相同。在壕溝內東北部發現較密集的二里崗上層至白家莊階段的墓地，其中M2中發現組合完整，數量較多青銅器和金箔制品，是鄭州商城目前出土隨葬品最多、種類最豐富、等級最高的貴族墓葬。M2出土扇貝形金覆面、金泡、金箔綠松石牌飾，長達75厘米的玉戈，在鄭州商城早商時期墓葬中都較為罕見。該區域壕溝的南部還有較復雜的夯土建筑基址，說明在圍合空間內外的功能區還可以進一步進行區分。
鄭州書院街M2扇貝形黃金面飾
在既往的認知中，鄭州商城內城南部由于唐宋時期的破壞，布局和性質是不太明確的。伴隨著這些發現，對鄭州商城內城的功能分區認識必將有顛覆性變化。
偃師商城考古隊繼續開展商城遺址的系統勘探和重要節點的考古發掘工作。勘探發現了大城西側古河道的南段及護岸設施、大城內側的大型溝壕遺跡。發掘則以偃師商城晚期水道為起點，對西部拐折點、穿越小城東墻處、宮城東西兩側的排水系統進行了重點發掘。發掘表明，晚期西段水道包含兩個階段，年代集中在偃師商城中期偏晚階段。宮殿區東側的發掘發現多座宮殿的排水溝渠匯入宮殿區東側南北向溝渠的交叉點處。宮殿區西側發現3期宮城西墻南端有一座小型門道。本年度的另一項大發現是，小城以東的三號基址群形制與2號基址群內的單體建筑形制較為類似，可能也是倉儲設施，但與既往的認識不同，該區域沒有圍垣設施。
小雙橋遺址2022年度的發掘區域在岳崗村西南，大量商代灰坑、水井及銅渣、陶范、鉛板等與鑄銅有關的文化遺存的發現，為尋找小雙橋遺址的鑄銅作坊提供了新的資料。
洹北商城韓王度村北制骨、制陶作坊遺址通過2022年考古勘探與發掘，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制骨、制陶考古發掘模式，通過對遺跡現象的辨識與分析、對遺物的清理與研究，對洹北商城時期的制骨與工藝技術、操作鏈生產、手工業產品等有了十分清楚的認識，特別是獨特的剝片式制骨取料方法，構成了洹北商城獨特的技術風格。2022年下半年，繼續對洹北商城城墻進行鉆探和解剖工作。
侯家莊王陵區祭祀坑K23
本年度，殷墟考古最堪稱道，甚至是改寫認知的，無疑是殷墟王陵區的鉆探發現。社科院考古所安陽工作隊對王陵區外圍進行了專門的勘探，發現在王陵區的東區和西區皆有可以圍合的環壕。兩區圍壕南部有缺口，當為主門道；東區環壕西部正中有缺口，與西區環壕東部正中缺口相對。王陵區東部圍壕東西間距大致為246米，南北236米，近正方形。溝寬不一，口部最寬處超過10米。圍繞在王陵區東圍溝南段與西段缺口處、東圍溝東部祭祀坑區、西圍溝南段選點布方發掘，確定西周早期遺跡打破圍溝，證明圍溝早于西周早期。綜合多重因素可知，兩個圍溝與商王陵園有明確關聯關系。兩個圍溝再一次證實，王陵區西區刻意避開祭祀坑，而成排祭祀坑內的埋藏物的規律仍然有待更多的發掘證據積累。
在大型都邑之外，王朝邊地甚至控制區以外的考古工作也可圈可點。
在夏商王朝的北鄙，王朝的地方據點與北部邊地的青銅文明區域中心都有新的發現。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武安趙窯和靈壽西木佛重新進行發掘。趙窯遺址不但發現了中晚商時期的環壕，與墓地分離的居住址，突破了既往只知趙窯有墓不知聚落信息的認識。西木佛殘存臺地上發現墓葬30余座，其中20余座確定為晚商至西周時期墓葬，其中M7的墓葬為甲字形帶墓道墓葬，是目前已知太行山東麓冀中地區規模最大的晚商墓葬。墓葬東南方向另有車馬坑一座，暗示臺地原先可能還有其他大型墓葬。
容城午方與白龍遺址在配合雄安新區的基本建設中，時隔三十余年重啟工作。午方遺址發現了數座相當于夏商之際的半地穴房屋，這是華北平原北緣地區的一大突破。更為重要的是，該遺址發現了大坨頭文化與下七垣文化下岳各莊類型陶器共存，測年結果顯示其絕對紀年已進入公元前1550年以內。
白龍遺址與午方遺址咫尺而望，同樣發現了夏商之際帶門道的房屋遺存，房屋形制與午方遺址接近，但測年結果略早于后者。所出陶器以大坨頭文化和下岳各莊類型的陶器為主，但有一批與淶水富位、房山鎮江營、昌平張營等遺址早商時期富位三期類遺存接近的遺物，如罐形鬲、雙耳罐等器物零星發現，不排除該遺址有相當于早商偏晚時期的遺存出現。
在沉寂已久的北京豐臺區新宮槐房發現一處由內外雙重環壕圍合而成的大坨頭文化聚落。外環壕直徑約150米，圍合面積達1.7萬平方米。環壕以內發現有房址、灰坑等。外環壕以外的東南側為墓葬區，目前已發現27座豎穴土坑墓葬。在內壕接近中心位置，有一處平面大致呈同心圓形的遺跡，由內至外三圈，土質土色不一，性質不明。這是北京地區首次發現該時期帶環壕的聚落，布局規劃意識明確。碳十四測年顯示年代為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300年。
北京豐臺新宮槐房環壕聚落平面布局
槐房大坨頭文化墓葬隨葬金耳飾與紅瑪瑙、綠松石珠
午方、白龍及槐房遺址的發現對確定大坨頭文化的南界，大坨頭文化與下岳各莊類型的年代下限，富位三期遺存的年代上限及分布范圍都極為重要。
在太行山以西，絳縣西吳壁十分意外地發現了一組16座排列基本有序（除一座外，皆南北向）的二里岡下層偏晚階段的墓地，墓地內不見其他居址遺跡，說明是相對單純的墓地。其中M16規模最大，殉兩人，隨葬銅鼎、爵、斝和綠松石器，是目前國內同時期商系貴族墓葬中規模較大的一座。這批墓葬的出現當與西吳壁遺址夏商之際的冶銅活動人群有密切關系。
西吳壁M16出土銅器組合
在汾河西轉的北岸地區，既往幾乎沒有夏商時期的遺存發現。稷山東渠遺址的發現填補了這一空白。該遺址雖然等級不高，但器物組合明確，屬較典型的二里頭文化東下馮類型。令人意外的是，按照既往類型學的研究，該遺址高領帶鋬手的肥袋足鬲當是年代偏早的器物，但測年結果顯示，出土這類器物的單位與西吳壁二里岡下層墓葬的年代幾乎相同。這一現象暗示，在夏商鼎革之后，汾河東西的人群構成并不相同，東下馮類型人群在商紀年后仍然存續，與商人隔汾河各自為政。這對我們理解早商時期的政治版圖和地方經略方式有了全新的認識。
在陜北，以清澗寨溝為代表的發現無疑是晚商時期北鄙地區近年來最重要的發現。
寨溝遺址所在的清澗縣解家溝鎮，地處陜北黃土高原腹心地區，既往曾出土多批晚商時期青銅器。考古調查勘探與發掘表明，寨溝遺址包括“下沉式”地坑院類大型夯土建筑、大型墓葬、小型墓地、鑄銅遺存等不同功能區，散布在相鄰的不同山峁上，總面積約300萬平方米。凸顯出北方黃土梁峁地帶中心聚落典型的“多峁一體”特征。遺址文化性質明確，屬典型的李家崖文化。已發掘的后劉家塔長梁墓地位于寨溝遺址東約3公里的長梁上，共有4座商代墓葬，南北一字排開?！凹住弊中文筂1，位于墓地最北邊，M2~M4為豎穴土坑墓，依次向南分布。M1棺室以上殉車，雖然墓葬盜擾嚴重，但仍出土位置清楚、相對完整的成套銅車器。
在寨溝遺址及周邊調查勘探中，共發現9處高等級貴族墓地，包括3處共7座“甲”字形墓葬。這些墓葬都呈南北向分布，墓室在北，墓道朝南，最大一座總長約68米，是陜北地區同時期迄今為止發現規模最大、數量最多、等級最高的商代墓葬。
寨溝后劉家塔墓葬出土車衡末飾
寨溝后劉家塔墓葬出土嵌松石銅鳥
寨溝中心聚落和大型墓葬的發現為幾十年來黃土丘陵地區不斷出土的銅器群找到了明確的考古背景，解決了長期困擾學術界的問題。首次在晉陜高原發現了明確的商代晚期車馬遺存，為探索我國馬車的出現與車馬埋葬制度形成，提供了關鍵的證據。
在太行山南麓的濟源王虎遺址，2022年的基建工作中發現了8座集中分布的房址，不少房屋帶有套間，且有改建的痕跡。更重要的是，該遺址同時期遺存中有明確的晉中杏花類遺存的典型陶鬲，反映了晉中土著人群穿越軹關陘進入豫北丘陵地區。這對杏花類遺存向外的擴散和分布研究，提供了新的證據。
濟源王虎遺址杏花類陶鬲
在長江流域，本年度最令人矚目的夏商時期發現，無疑是廣漢三星堆的器物坑。
新發現的祭祀坑清理在本年度結束田野工作，隨著三、五、七、八號坑相繼結束發掘，跨坑器物可拼合的例證越來越多。從埋藏坑的分布和埋藏器物的互拼關系來看，似乎三星堆人原計劃中的器物埋藏只有一至四號坑和七、八號坑。這些坑排列有序，坑的方向也不是正南北向，而是與旁邊的三星堆土壟、土壟西側廣場、青關山大型建筑以及馬牧河故道方向近似。器物坑的埋設，似乎也有一定的順序，損壞的像設、陳設和廢渣有序地放入坑內后，上層鋪設象牙，最后才用炭灰、骨渣和泥土填平了這些土坑。五號、六號坑似乎與其他六坑不是統一規劃體系下的設施。新發現并拼合的器物已在媒體上形成了一波波的熱潮。雖然對三星堆人在神譜構建的想象力、創造力，無一不出乎現有的認知，但我堅信，隨著拼合和修復工作的進行，對器物坑遺存的細致分群，在本地創造和已經有研究的尊、罍之外，一定能找出器物坑埋藏遺物與長江中游地區、中原地區的淵源和交流痕跡。
在器物坑中采集的200多個測年樣品有的已經公布，通過加速器質譜碳十四測量已經獲得了系列的碳十四數據（三號坑8個、四號坑11個，六號坑10個，八號坑9個），可以知道“三、四、六、八號坑的形成年代有95.4%的概率落在1200BC-1010BC之間”，相當于商代晚期至周初的年代范圍。有學者已經指出，要把三星堆器物坑的埋藏行為放在殷周革命的大背景下去思考。這一認識，無疑是十分具有高度前瞻性的。
三星堆三號坑頂尊跪坐人像與八號坑神獸三維拼合
在長江中游地區，盤龍城遺址圍繞小王家咀墓地繼續進行發掘，清理了一批中下等的二里崗時期墓葬，部分墓葬存在碎器習俗。對盤龍城不同地點不同墓葬的認識，還有待進一步細化。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本年度繼續發掘汨羅黑魚嶺墓地。新發掘的墓葬仍然是狹長方形，墓葬的排列較規則，方向均大致呈南北向。隨葬陶器在不同墓葬中數量不同，但以釜、罐、鬲、斝最為常見。發掘者認為這批墓葬年代均屬于商代晚期，墓區相對獨立，居址與墓地分開。
黑魚嶺的發現，如清澗的發現一樣，為認識洞庭湖東岸地區以往散見的青銅器提供了考古學文化背景支撐，對于推進湖南商周青銅器的埋藏背景，洞庭湖區及更南的古越人群的相互關系研究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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